都是黄埔名将，为何陈诚独独极度厌恶战功赫赫的李延年？

国民党军界里，黄埔出身的将领多如牛毛，互相看不顺眼是常事，但像陈诚对李延年这样，厌恶到几十年如一日、逢机会就要置对方于死地的，并不多见。 1944年潼关城头一声枪响，李延年当场处决了陈诚土木系的心腹师长傅维藩，陈诚在长官部把电报捏成一团，三天后回重庆述职，蒋介石问起潼关战况，他只回了四个字：李延年该杀。这笔账，陈诚记了三十年，记到李延年死在台北一间破屋里，连件像样的寿衣都没有。要弄明白这两个人怎么就结下了这种死仇，得从他们走的路说起。 李延年是黄埔一期，1924年入学那年二十岁，山东广饶人，读过私塾，念过商专，念到一半觉得念书没用，南下投了军。黄埔一期毕业生六百四十五人，这批人后来撑起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骨架。 李延年在里面算是出头早的，1925年东征从排长打到营长，1926年北伐，二十二岁已经是团长了。他打仗确实不怵，北伐打惠州第一个爬上城头，抗战打台儿庄带伤指挥三天三夜没下火线。 但这个人有一个要命的特点：他不结党，不站队，只认蒋介石一个人。他公开说过，我是校长的学生，只听校长一个人的，其他人不过是同僚。“其他人”这三个字里面，就包括了陈诚。 陈诚走的是完全另一条路。 他不是黄埔学生，是黄埔的教官出身，靠的是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一路往上爬。1929年他当上第十一师师长，1930年升第十八军军长，以这两个部队为基石，打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派系网络，叫做土木系。 土字拆开就是十一，木字拆开就是十八，听着像个江湖暗号，实际上是国民党军内仅次于蒋介石直系的第一大军事集团。陈诚本人因此得了个外号，叫小委员长。 两个人，一个靠战功走到哪儿算哪儿，一个靠经营把根越扎越深。李延年的逻辑很简单：打仗靠的是战功，不靠站队，你陈诚打过几仗，我拿命换来的军衔凭什么跟你低头。这种态度搁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里，不站队比站错队还要麻烦。陈诚不可能感觉不到这种轻视。 陈诚不抽烟、不喝酒，生活近乎清教徒，以整肃军纪起家，对贪腐和散漫深恶痛绝。李延年的活法，简直就是对着陈诚的规矩一条一条地踩。 李延年先后娶了四房姨太太，最小的十六岁。他抽大烟，一天四次，早中晚各两小时，睡前再来一顿，军中戏称“烟课”。1948年淮海战役，解放军发起攻击的前夜，他在指挥所里吞云吐雾，满屋子烟雾缭绕，参谋进来报告军情，他眯着眼摆摆手，说等这口抽完。 蒋介石有一次当面训他，你再抽大烟，我毙了你。李延年回了一句，校长毙了我，谁替你打仗。蒋介石哑了，非但没有追究，还转头对别人说李延年是出类拔萃的将才。 陈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面无表情。他只对身边人说了一句：此人，必坏大事。 1944年，豫中会战崩盘，郑州丢了，洛阳丢了，日军一路西进，直逼潼关。潼关往西就是西安，再往西南就是陪都重庆，潼关一丢，整个战略态势就乱了。 蒋介石把李延年推上前敌总指挥的位置，统一指挥三十余万大军。李延年接令之前，给蒋介石打了一通长途电话，提出了一个条件：胡宗南的部队骄兵悍将，可能不服从调遣，师长以下如有不战而退或者作战不力者，由他就地处决，军长以上呈报委员长决定。蒋介石答应了。 战事打起来之后，局面一度非常危险。陈诚嫡系第九十七师师长傅维藩在形势吃紧时率部擅自后退，丢失了阵地。李延年没有请示，没有等候，拿出军令，就地处决。同一时期，第一百零九师师长戴慕真作战不力，被扣押交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。两名临阵脱逃的团长，同样在城头被枪毙。 这一连串动作，让前线所有将领都清醒了。随后李延年亲临第一线调兵遣将，反攻夺回失地，最终击退了日军，潼关守住了。蒋介石大喜，授予他抗日一等勋章，晋升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。 但暗流已经开始涌动。傅维藩是陈诚土木系的人，李延年打掉的这几个将领，牵扯着错综复杂的派系脉络。陈诚得知此事，咬牙切齿，说出了那四个字：李延年该杀。国民党军内有自己的逻辑，你动了别人的人，就是在动别人的根基。李延年不是不懂，他是不在乎。 1947年4月，南京国防部作战会议上，陈诚拍着桌子说要搞重点进攻，让整编七十四师当锥子，直插沂水。李延年当场就皱了眉，他说七十四师孤军突进，两翼全是空的，华野主力就在附近，这么往里扎，不是等着被包饺子吗。 他建议把部队后撤六十里，到蒙阴、垛庄一线筑好工事，等友邻部队跟上再动。张灵甫当场顶了回来，陈诚直接打断他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哪来那么多废话。 没过两天，一纸调令下来，李延年被派去济南督运粮弹，美其名曰后勤保障，实际上就是被踢出了局。临走前，他找到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，塞过去一张手绘的撤退路线图，说万一出事，从这条线往回撤，还能有条活路。这张图后来被蔡仁杰压在了抽屉最底层，谁也没当回事。 李延年走后，七十四师一头扎进了沂蒙山区。5月12日，华野几个纵队像铁钳子一样把七十四师围在了孟良崮。李延年在济南急得转圈，亲自开车去兖州找李弥，拍着桌子让他出兵。就在这时候，徐州绥署的电报来了，写着原地待命。